杨猛住在西城区的胡同里，我和郎世宁找到他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。
四邻八舍炊烟渺渺，犬吠人声嘈杂热闹。
我们两个相貌奇特着装怪异的人，在这里显得格外突兀，所以从进了胡同，就有端着碗的大人小孩一路跟随，也不说话，就远远跟着。
直到我们到了杨猛家门口，才有个半大小子喊道：“小杨叔还没回呢，家里只有婶子和玉梅姐，你们两个外国佬不能进。”
说完抬手抹了一把鼻涕，警惕地看着我们。
“我不是外国佬，是杨大人的朋友。我们可以不进去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”我掏出一把糖递过去——东堂周围有很多小孩，常备糖果才能顺利下班。
小孩们眼都亮了，刚才说话的半大小子舔了舔嘴唇，把他们往后扒拉：“不能拿，吃了洋人的糖，魂就被他们勾走了。”
呃……好吧，这种说法一点也不新鲜。
由于天主教宣扬信主死后灵魂可以上天堂，不知怎地，就传成了上帝（可引申至信仰上帝的洋人）会吸食人的灵魂，为此安东尼隔三差五就要和全城甚至天津卫跑来的失魂症（一般是老年痴呆或者精神分裂）患者家属掰扯，小则赔钱，大则闹上衙门。
这倒也不能怪国人愚昧，归根结底是知识普及不到位造成的。一来，上位者坚持愚民政策，禁止开办私学，公学又少得可怜。二来，传教者只想掌控信徒的思想，没有人致力于提升劳苦大众的科学素养。
不光现在这样，此后两百多年依然如此，所以最后两眼一抹黑的我们被列强痛揍，跪着割地赔款。
吱呀——
就在我的思绪飞速掠过鸦片战争的硝烟时，身后的门忽然开了。
一个十五六岁的聘婷少女落落大方地走出来，盯着我惊喜道：“你是在太和殿上给万岁爷当翻译的秋姐姐吗？”
她是杨猛的长女杨玉梅，不顾一众邻居的反对，坚持把我和郎世宁请到了家中，那个鼻涕不断的半大小子也跟了进来。
小院儿不算大，天井顶多有七八个平方，院墙跟里竖着两排竹架，上面挂满绣品，厨房门口还堆着枯枝、碎木等柴火，容人走的路并不宽敞，不过打扫得很干净。
玉梅将我们带进堂屋，不客气地支使那半大小子：“铁柱，去把锅屋的开水提来。”
铁柱倚在门框上威胁我们：“你们可别趁我不在欺负她！”
玉梅跺了跺脚，他赶紧转身跑了。
杨猛是汉人，所以玉梅是裹了小脚的，那三寸金莲倒是不太影响她活动，她飞速收拾好了八仙桌上的针线筐和马杌子上的布料，热情地邀请我们落座。
堂屋正中供奉着观音菩萨和财神，香炉里的香已经燃尽，三个果盘里各摆着几个山楂，一只切开的梨子和几个干巴巴的桂圆。
神像旁边即是那座久闻其名的旋转式莲花宝座观音钟，高约四十厘米，色彩鲜明，工艺精巧，上面的观音甚至比旁边吃供奉的神像逼真得多。
除了这座观音钟，其他再无亮眼之物。小京官的日子过得着实清贫。
玉梅的母亲有病在身，在隔壁屋躺着，不便待客，玉梅周到地冲了茶，而后才坐下和我们攀谈起来。
“父亲走时说酉时五刻回，应当快了。”
我打开怀表一看，此时已经下午五点半，那离五点五十也确实不远了，于是安心坐着等待。
大约是听杨猛说了很多我的经历，玉梅对我很好奇，不过问得很克制，最直白的一句不过是：“姐姐，你去过这么多地方，最喜欢哪里？”
在这个时代，很多国人，包括十四贝勒的几个侧福晋，都觉得全天下都是康熙皇帝的，大清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欧洲和爪哇、倭国一样，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，她们不会有向往外面世界的想法。
玉梅是个不一样的姑娘。我很喜欢她那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。
于是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讲起了罗马、威尼斯、里斯本这些城市的风土人情。
她安静地听着，眼睛时不时睁得滚圆，铁柱也不知何时从门口挪到桌边蹲着。
啪啪啪！
在我讲完了一段，停下来喝茶润嗓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了鼓掌声。
“太精彩了！”杨猛一边鼓掌一边往屋里走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。男孩瘦瘦小小的，看起来不太健康的样子，看我们的眼神有些惊恐，紧紧拉着杨猛的衣服，躲在他身后。
“杨大人可算回来了！”我和郎世宁都站了起来。
杨猛把小男孩推给玉梅：“带你弟弟先去屋里。”然后又赶走了铁柱。
“要是早知道你们会来，我一定哪儿也不去！”杨猛坐到了刚才玉梅的位置，诚恳建议道：“秋官，你写一本游记吧，我来帮你出版，抽一成的介绍费，怎么样？”
我笑道：“等我了解了解其他中间商的收费情况，再来和你谈。今天我们先谈点别的。”
“你呀，看着简单，实际精得狠嘞！”杨猛笑着摇摇头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，打开放到桌上，“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包驴肉，还热气腾腾的，你们有口福了，快尝尝。”
我们都没有胃口。
杨猛也不客气，自己吃得不亦乐乎。
我直奔主题，他却淡淡地说：“皇上可能不会再召见他们了。”
我正要问为什么，紧接着听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，但这条路走不通。”
他永远也不会直接告诉你原因，一定要等你问。
于是我问道：“是我走不通，还是别人也走不通？”
他却反问道：“你了解过雍亲王吗？”
我怔了怔，摇摇头道：“不太了解。”
“那你们怎么敢贸然拨他的逆鳞呢？”
呃……我也知道去皇上面前陈情相当于告雍亲王的黑状，可这关系到所有传教士的人身安全，但凡有自救的途径，我们都得试一试啊。
“如果不信任雍亲王，皇上不会把关系到社稷安危的重任交给他。而雍亲王能得到这份信任，是因为和其他皇子相比，他认真得近乎吹毛求疵，不怕得罪人，同时又很善于照顾皇上的体面。”
“您是说，在他面前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并且为了皇上的体面，他不会赶尽杀绝？”
在我们心惊胆战时，杨大人吃的满嘴都是油，眯成两道线的眼睛里精光一闪，“看来你不太明白，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康熙四十八年，四贝勒刚封为雍亲王，恰逢黄河水灾，河南山东两省受灾严重，皇上将赈灾的任务交给了他，但当时国库空虚，要钱没钱要粮没粮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？他从国库账本上拉出一个借款人名单，亲自佩刀，带着征讨过噶尔丹的正白旗大兵，一户一户地讨要还款，逼得体面了一辈子的老大臣上吊，一干皇子、王爷到前门大街变卖家当，可当时皇上病着，没人敢去告状。等皇上病愈，灾民得以安置妥当，山东、河南两府的地方官连上数道奏着，表达百姓们的感念之情，还说百姓自发在泰山为皇上塑像修庙，祈求皇上福寿绵长。皇上龙颜大悦，当着一众告状的皇亲国戚的面儿说：老四办事儿有分寸。”
“……”这父子俩提前排好戏了吧？
沉默了片刻，杨猛忽然话锋一转：“我是说，物极必反，天主教的势力该收一收了。”
我和郎世宁对望一眼，在彼此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忧虑。
临走之前，他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我说真的，出本游记吧，我保你大卖！”
我没有应他，只是看向那座观音钟，杨大人却笑道：“下次再调吧。”
然后他压低声音在我耳边道：“你和他们不一样，秋官，别绑的太死了。”
从他家离开后，我们在夜色中往东堂赶。
郎世宁问我：“皇上是仁慈的明君，他曾亲口说过要改信天主教，还曾承诺让大清的百姓都信天主教，雍亲王是他的儿子，难道儿子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吗？杨大人说他善于照顾皇上的体面，可我们都是获得了皇上的准许才来北京的，还有很多传教士不惜背弃教廷，专门为皇上服务，他将这么严重的罪责加诸到我们身上，难道不是给皇帝难堪？”
我摇摇头道：“以他的智慧，恐怕有的是法子不仅不让皇上不满，还会夸他赞赏他。”
快到东堂的时候，我们碰到了贝勒府的车夫，看样子他已经在这里等我半天了。
“秋姑娘快上车，十四贝勒等您回去上课呢！”
可是这个月的五节课都上完了呀！
我立即意识到东堂出事儿了，二话不说拉着郎世宁就往回跑。
廖丁追上来挡在我们面前，着急道：“姑娘，您不能回去，回去就出不来了！”
“什么意思？！”
廖丁道：“雍亲王派人包围了南堂和东堂，传教士们全都被拘押到步兵统领衙门了。”
听了杨猛那一席话之后，这个消息似乎并不太令人意外。
“安东尼和南堂主教白晋呢？”
“白晋一早去了畅春园，至今未出，安东尼已经身在大牢里。”
……我忽然意识到，不和他们绑的太死是不可能的。
我不可能在这时候抛弃他们，因为他们在我心中不是神的信徒，而是朝夕相处的朋友，是愿意为了信仰奉献一生，拥有勤奋、努力、善良、吃苦耐劳等美好品质的，值得尊重的人！
既然我无法为他们做什么，至少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！
“告诉十四贝勒，我不回去了。”说完，我拉着郎世宁再次朝东堂跑去。